侯瀚如老师的《拒绝封闭》是Art Power 100 “瘟疫之后”系列的开篇访谈。侯老师近二十年间的工作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支持和鼓励艺术创作的多元性和国际化，要论全球当代艺术，他是那个绝对绕不开的名字。有后辈谈及他说：“侯老师就像灯塔一样。”他精力丰富，总是保有着尖锐的批判性；突破边界，且又坚持探索和实践艺术更广阔的可能。本篇采访，侯老师以他的视角讲述了疫情之后艺术、文化、经济与社会面对的可能的机遇与挑战，以及身为艺术从业者所肩负的责任。这篇访谈让人深省。

拒绝封闭

侯瀚如
策展人，批评家，意大利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艺术总监

意大利因为封闭得比较早（大约三月初）所以现在（五月底）美术馆和画廊机构已经开始逐步开放了。MAXXI美术馆原来活动就很多，疫情袭来后很快我们就转到网上做活动了。首先就是美术馆的收藏介绍、回顾一些我们做过的事情，还有今年是美术馆的10周年庆典，所以在6月会做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我们会在网上组织一个节庆——一个一整天的马拉松学术讨论会，也会穿插一些我们的展览回顾等等，6月18号将在网上直播。在这2、3个月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一些网上的项目：例如每天会做3-4个在线发布，也会请艺术家做一些特别的作品来参与网上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论坛、对话等等。其实和很多美术馆做的事都比较相似的，但是MAXXI的力度是比较大、很活跃的。我们至今有1千4百万的点击率。因为美术馆疫情期间关闭的原因，很多计划都是在往后延，有一些小的项目就不得不取消了。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新的办法来适应。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利用疫情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危机，但也是我们不得不创新的机会。我们会在网络平台上做一些事情，特别借以重新认识网络数字文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改变。我们需要如何去面对它？我觉得至少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很实用主义的——我们不得不去这么做，先用之以作为一种过渡，以后一切都会恢复到正轨上去，但是这个能不能回得去大家也未曾得知。另外一种就是，在近二三十年，数字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在生成方式和交流方式的改变是非常激烈彻底的。我们一方面是顺应这种变化，一方面也用批评的方式来面对它，这很重要。很难有一种结论来定义网络数码平台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但它已经像空气一样，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阶段的一个讨论就是，网络和数码的技术对于各个领域的冲击：特别是关于 “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这样根本的问题。这种冲击是非常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去保持我们的批判性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欧洲小机构很多都面临亏损和关闭；作为相对大机构来说我们目前也是不稳定的。其实在疫情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在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冲击。这在美国是很明显的；在欧洲这也越来越明显——公共资源的减少，还有市场化的冲击，实际上这个对于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什么叫艺术」，「为什么我们需要艺术」的认知。这方面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我们各种层次的机构都在适应这样的现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想尽各种办法去生存。疫情首先带来的损失就是门票的减少，然后是场地出租和赞助伙伴锐减，因为他们的经济一下不行了。所以可能很多资金都不能到位——国家政府也需要面对更加紧急的一些问题。欧洲政府在面对这次疫情总体来说还算是可以的。虽然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但是例如法国、德国、还有意大利，都把文化作为优先支持的一部分。不管政府能出多少钱，但是象征性的一个表态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让我们感觉到在过去20-30年中一切以经济为中心这样一种政治哲学正在发生某一种改变。近20-30年的政策的改变，使得公共服务领域遭受了很多压力，包括教育、公共医疗、一直到美术馆等等，都深受影响。因为这次疫情，突然间在民间的一些讨论进入到政策的层面和变化，我们都希望这个势头不要因为疫情的慢慢缓和而过去，而是要把这些问题拿出来作特别严肃的讨论。

具体来说，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去重新去重视中小型的艺术机构，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文化企业，的生态，并且找出各种支持的办法——虽然大家都不太明确如何去做，但是首先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去讨论。其实在经济界也是一样，除了几个大公司垄断的以外，其他的中小企业在过去20年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在新技术性的投资浪潮兴起时，出现了很多小企业(start-ups)，但是它们的目的经常是作出一两个创新的产品，并马上把这些产品尽快转变为更大的市场价值，把它卖给大公司。这种主动接受大公司垄断的做法，就有点像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马上很想进入一个画廊，然后把作品价格尽量提高，把自己“卖给”一个大画廊，这种逻辑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这个也不能够怪艺术家本身，因为艺术家也要生存。我们都处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颇为无奈。但是我觉的我们作为在大机构里工作的人，或者是艺术圈里负有一定层次的责任的人，我们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怎么去把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拿出来讨论，请大家一起来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我在就职MAXXI后，在这些年一直延续了一个叫 The Independent （独立）的项目——这是我在20年间持续探讨的课题：怎么把一个独立的空间作为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机构来加以鼓励和支持，来保证艺术创作的多元性。实际上这个项目的初衷从2002年的光州双年展就开始了：我就把双年展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开放给亚洲、欧洲和拉美的独立机构，让它们自己来策划自己的独立空间的展示。2003年我在威尼斯双年展的“紧急地带”(Z.O.U., Zone of Urgency)中也引入了“广东快车（Canton Express）“。这样的项目一直持续到2005年我接手广州三年展，三年展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场地给了自我组织的独立机构空间，我之后一连串的工作其实也都是在做这方面的积累。我2013年到MAXXI之后就开始建立这种平台，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我们美术馆的小空间里面——实际上也是一些游动的空间，每隔两三个月就请一两个独立的组织来占领这个空间做他们自己的项目；同时在网上我们有一个mapping（地图标记）项目和网络杂志。今年年初，大约在疫情发生之前一个月，我们请了很多国际性的组织到我们这里来做了一个很丰富的活动：这个国际”独立峰会“为期2-3天，包括国际学术会议还有表演和讨论等等。首先我认为我们作为国立美术馆，有责任来支持这些独立的组织。还有就是怎么通过这一些列活动来获得舆论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让独立空间的生态能够有所发展。同时从它们的另类方式中获得灵感，以打开大机构的边界。这些对于我们说来是极其重要的，疫情的到来把这个问题衬托得更加紧急。

艺术世界逐渐变得封闭、单一化和民粹化是非常危险的。虽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自然反应，有点类似于条件反射。要用包容的看法去理解这个事件，因为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但越有这种反应我们就越需要看清楚，实际上这几十年的“全球化”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它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我非常能够理解，当我们突然受到使得我们整个生活都改变了的某一种外力的冲击，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要拒绝外来影响，这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方式。我也相信有很多人讨论过新的民族主义或者种族主义的出现，特别是背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对它的操纵，这是非常危险的。从我们的艺术和文化领域来说，首先是要认清“全球化”给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哪些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更重要的区分不一样的“全球化”的“气候”：比如说1989年是冷战结束后非常重要的一年，两种冷战的体系对于人类的好坏可见一斑——是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专制集权。同时不可避免的这也也有经济的问题，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对我们更有利。当然这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由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进步，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但这不是说全球化的愿景本来就是一个坏的东西。那么「这个愿景需要怎么去实施？」「各种不同愿景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它们引发出来的各种计划和措施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去分析。比如说在艺术圈或文化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你在西班牙我在法国对谈，而不是在北京或者某一个地方。这证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那么这是好是坏？我想至少对于你我来说肯定是好的。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人——我们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但这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创造一种条件让大家能够自主地去选择非常重要：他们要在什么地方去生活？要怎么去生活？ 这是最根本的。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叫「好的文化价值」，「好的生活价值」。这是一个难以一言定义的讨论，探讨会无休无止。从艺术方面来说，过去只有西方的当代艺术是最主要的，现在西方以外的当代艺术是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这是得益于1989年开始的全球化，当然也可以追溯到100年来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等等。我们现在看世界的方式已经不是要把东西方加以黑白式的区分，而是加入了南方、北方各种坐标了。这些坐标有它实质上的意义，但是也有局限。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拷问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断地调整坐标的意义和它的运作方式。我们的信念需要坚定。虽然我们未必能说服很多人，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课题提出来。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努力了。不能给自己画一个舒适的区间，然后在里面自娱自乐。艺术和其在社会中的理解和角色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展览、评奖、批评等等，能够不断的去做坚持去做你坚信的事，给艺术圈某种信号，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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